新型霓虹灯字 新型霓虹灯制作工艺
新型霓虹灯字 新型霓虹灯制作工艺
21世纪的展览充斥着浓烈的火药味,为了博得更多观众的眼球,都会努力在展览中营造出各种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象,声光电一般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布鲁斯·瑙曼 One Hundred Live and Die
我们自然不能给布鲁斯·瑙曼这样一位大艺术家贴上“网红”的标签,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木木美术馆近期推出的展览“布鲁斯·瑙曼:OK OK OK”展览中,瑙曼的霓虹灯作品无疑是其中最为吸睛的部分,在展览中穿梭,人们都会不可免俗地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些发光体让人动心的时刻;无独有偶,在同期于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幕的蜷川实花个展中,也建构了一个由装置和霓虹灯所包围的空间,华丽而梦幻。
蜷川实花个展现场
事实上,霓虹灯这样一种看起来非常日常,甚至是有些“媚俗”的媒材却与先锋艺术有着密切的关联。艺术家为什么钟爱霓虹灯?霓虹灯与艺术有什么渊源?本文试图从这一媒介出发进行解析。
霓虹灯与艺术
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既是城市的象征,也是消费文化的缩影。1898年,苏格兰著名化学家威廉·拉姆齐在追逐稀有气体的过程中,发现这类气体于放电灯中会发出特异鲜明的色彩,并将其命名为“霓虹”。霓虹灯通常被运用于商业广告和店铺招牌,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纽约达到了鼎盛,在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什么比霓虹灯更能体现魅力。差不多也是同一个时期,霓虹灯在我国的香港和上海大放异彩,从诸多香港电影中,都可以看到霓虹灯如何作为城市一种重要的视觉表征。
巨型安格斯牛霓虹灯招牌约于一九七八年由餐厅创办人叶联设计,早已成为香港城市的一个标志
霓虹灯丰富而多彩的面貌很容易跟波普艺术产生关联,安迪·沃霍尔甚至将霓虹灯描述为“伟大的现代事物之一”。法国艺术家马修·瑞斯成为首批在艺术意义上使用霓虹灯的艺术家之一,他将波普艺术肖像画与霓虹灯融合在一起,这是将霓虹灯带入时代人文精神的首批实践。
步入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约翰逊夫人在美国推行“美化”运动,限制霓虹灯的无节制使用,霓虹灯也逐渐走向式微。但这种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却受到很多先锋艺术家的青睐。约瑟夫·科苏斯、丹·弗拉文、罗伯特·欧文和布鲁斯·瑙曼都是在这一时期用霓虹灯创作的代表人物。
彼时的西方爆发了诸如嬉皮士运动、反战运动、平权运动等一系列反对现代理性、反对社会结构的思想革命,文化界也呼吁有新的观念来引领潮流走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抽象主义、波普艺术“一统江山”面貌的一种反叛,于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极简艺术等各种探索艺术边界的运动应运而生。
从观念艺术出发,艺术家们倾向于将他们作品减少到传达信息所需的最低形式。简单来说,艺术需要与美学分离,而霓虹灯正能发挥出这样的效用。
约瑟夫·科苏斯 《四色四字》, 1966
约瑟夫·科苏斯可以视为观念艺术的先驱,1969年,当他在《国际工作室》(Studio International)杂志上发表了《哲学之后的艺术》(Art After Physology)之后,便奠定了观念艺术的基础。事实上,霓虹灯正是这位观念艺术先驱作品中非常重要的元素。1966年,当他还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就创作了《四色四字》( Four Colors Four Words)这件有点像文字游戏的作品,他逐字地表达了观众所看到的东西,向观众展示了两个同时存在的、但又不同色彩和语言的现实。
约瑟夫·科苏斯 Agnosia, an Illuminated Ontology
科苏斯对涉及符号学和语义学的复杂主题进行的巧妙的视觉总结,使他的作品成为这个时代决定性的作品之一,并为其他艺术家探索艺术、色彩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铺平了道路。
丹·弗拉文作品
另外一位极简主义艺术家丹·弗拉文也是霓虹灯的忠实拥护者。受到当时环境影响,弗拉文早期的作品也以抽象表现主义画作为主,直到1961年,他在古根海姆博物馆担任邮递员时,与艺术家索尔·勒维特和罗伯特·莱曼成为朋友,他们鼓励他在雕塑中使用灯管。直到1963年,他开始完全使用新型的工业荧光灯管以及固定灯具装置进行创作。这一尝试即将开启他的标志性风格。
丹·弗拉文作品
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弗拉文继续开发出更具雄心、更大、针对特定场域的装置。弗拉文对荧光灯的开创性使用使他被称为“霓虹艺术之父”,并启发了罗伯特·欧文和詹姆斯·特瑞尔等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罗伯特·欧文 Light and Space
光、语言、情绪
相比较晦涩的,并极端依靠语境阅读的各种当代艺术作品,理解霓虹灯艺术似乎天然没有什么障碍,只需直接感受它带来的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我曾多次在画廊和艺博会中看到过丹·弗拉文的作品,当然,更多还是以个展的形式而呈现。当各种颜色、尺寸不同的霓虹灯装置出现在同一场域中,还是很难不被那种强大的气场所感染。如果仔细对比,还会发现每件作品隐藏着不同的细节和趣味。
丹·弗拉文作品
光总是走进霓虹灯艺术的第一要素。在丹·弗拉文的作品中,他把雕塑作为一种整体空间为出发点来设计他的灯管管线。对弗拉文来说,霓虹灯不仅仅是一件物品,灯管发光时所建构出来的形式和色彩,影响着周围,远比物体本身来得更加重要。光使得作品中的每一部分与环境相互依存。光的无穷对弗拉文意味着崇高,他仍然携带着精神的灵性——工业和超自然这种不太可能的融合使这些作品成为他所谓的“现代科技的神物。”
布鲁斯·瑙曼霓虹灯作品
第二个在霓虹灯艺术中重要的元素,无疑就是语言。大部分观念艺术家更加强调简化艺术的形式,所以他们索性转向了对语言对哲学的探索,而霓虹灯艺术洽洽是承载这一理念最好的媒介之一。譬如布鲁斯·瑙曼和约瑟夫·科苏斯都推崇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在作品中发展出不同形式的“语言游戏”。
布鲁斯·瑙曼 The true artist helps the world by revealing mystic truths
1967年,布鲁斯·瑙曼完成了他霓虹灯艺术的代表之作《真正的艺术家帮助世界揭示神秘真相》(The true artist helps the world by revealing mystic truths),通过这样一句矛盾性质的诗句,瑙曼重新审视了艺术家的角色和责任,同时,他通过对文本的旋转、叠加和翻转以及灯光的闪烁,使理解的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在瑙曼的很多作品中,他都运用双关语、易位构词、谐音等来探索语言的形式和语义特质;而另一些则呈现为简笔画般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某种怪诞的性质。
翠西·艾敏霓虹灯作品在纽约时代广场展出现场
相比鲁斯·瑙曼和约瑟夫·库苏斯作品中的模棱两可,翠西·艾敏的作品更加的直白和坦率。事实上,强烈并且坦诚的感情流露,与对自我的剖析,正是这位艺术家创作中的重要特征。
翠西·艾敏自90年代初便开始不断运用霓虹灯作为创作媒介,她用霓虹灯书写出关于爱、宣言、失望、恐惧或侮辱等不同的情绪。同时,对自己手写体的使用也加强了这些文字的个性,使他们更像是艺术家自己的独白,但同时这些情绪的普适性又引发共鸣。
Jung Lee霓虹灯作品
韩国艺术家Jung Lee也是一位擅长于调动情绪的艺术家,她将荒凉的风景与流行电影、罗兰·巴特的诗歌或其它浪漫短语相结合,确立了自己标志性的风格。作为一名摄影师,她在大自然中记录了自己诗意的表达,创造了一个个吸引人但忧郁的画面,展现了人类在面对黯淡现实时对爱的渴望。
霓虹灯艺术的多元探索
随着对霓虹灯这种媒介的使用日益纯熟,艺术家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光和语言去做文章。
英国艺术家Cerith Wyn Evans曾为泰特不列颠委员会创作了一件近两公里长的霓虹灯装置Forms in Space... by Light (in Time),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并借鉴了杜尚在其雕塑《被单身汉剥光的新娘》中引用的三种形式。
这些涂鸦般的线条旨在模仿身体和运动姿态,当走过长长的杜文画廊时,悬浮的雕塑似乎随着观众的移动而移动。
Cerith Wyn Evans Forms in Space... by Light (in Time)
雕塑中的动力学同时反映了艺术家对舞蹈学的兴趣——一种将动作转化为符号形式的实践。Wyn Evans也受到了日本能剧在空间形式上的规范化和精确化运动的影响。
Joris Van de Moortel展览现场
比利时艺术家Joris Van de Moortel同时是一位音乐人和视觉艺术家,他将音乐与霓虹灯相结合,这些混合媒介作品通常包含他的音乐表演元素:前一天晚上在舞台上砸坏的吉他,演奏舞台的面板。有时作品是在表演之后完成,有时是在表演期间制作。
中国艺术家何岸的霓虹灯作品则介入了更多社会学的视角,他通常邀请“地头蛇”团伙盗用故乡武汉路边商铺的广告牌,拼凑出一些晦涩的社会事件,亦或将与自身历史相关的人名化作符号,试图探索中国当下社会复杂晦涩的一面。
何岸《我纯洁的一刻胜过你一生说谎》
纵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霓虹灯这种日常事物已经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文化记录的方式被保留在博物馆中。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艺术家如何使用一种“过时”的媒介,并让其焕发出了新的内涵和活力。
展览推荐
布鲁斯·瑙曼: OK OK OK
时间:2022.3.11- 2022.6.12
地点:木木美术馆(钱粮胡同馆)
蜷川实花展-虚构与现实之间
时间:2022年3月19日-2022年6月19日
地点:北京时代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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